浙江日报8月29日讯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连续28年居全国之首，2012年达14552元。农民在物质生活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，精神需求日益旺盛，精神荒漠化也苗头渐显。

　　为此，浙江省自2012年起，从建设乡村精神文化地标——文化礼堂入手，为农民打造精神家园，让其在“身有所栖”后“心有所寄”。

　　文化礼堂：

　　村庄的精神文化地标

　　天目山下的临安市清凉峰镇杨溪村，村里有座孝子祠，如今成了村里的文化礼堂。77岁的陈根莲老阿婆时常去，看着“学子榜”上两个留学美国的孙女的照片，乐得合不拢嘴。

　　临安市2012年初在全省率先探索兴建以构建精神家园为内核的文化礼堂。文化礼堂包括“两堂五廊”：行礼的礼堂、学习的讲堂和村史廊、民风廊、励志廊、成就廊、艺术廊。市委宣传部长张燕说，展示内容有表达主流价值的规范元素，也有结合当地实际的特色元素。

　　这座孝子祠除了原有的匾额、楹联、画像、家训和族谱之外，还设立“孝悌榜”“学子榜”“寿星榜”和“贡献榜”，为村里的革命烈士、劳动模范、孝子贤媳、优秀学子、老寿星、历任村干部等列名。村文化宣传员郎洪荣说，这些资料都是百姓踊跃提供的。

　　作为今年省政府十件实事项目之一，浙江省将在全省农村首批建设1000个文化礼堂。这些文化礼堂的建设主要依托已有的旧祠堂、古书院、闲置校舍、大会堂和文化活动中心，不大兴土木，而是通过在室外统一使用LOGO、在室内醒目位置悬挂国旗和“浙江价值观”标语等方式，实现精神内涵的统一。

　　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葛慧君说，建设文化礼堂是建设当代农民群众的“精神家园”和当代乡村的“精神文化地标”，通过党委政府的引导和规范，文化礼堂将以农民群众认同和喜闻乐见的方式，培育乡村社会精神秩序，维护乡村社会和谐。

　　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陈野研究员认为，农村基层文化生活是传承民族文化文脉的根基，农民是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主要成员。因此，需要给村庄建设一个“精神文化地标”，而农村文化礼堂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。

　　礼堂文化：

　　从单纯娱乐到精神升华

　　根据浙江省委宣传部编制的《文化礼堂操作手册》，文化礼堂专门设立了春节迎新礼、学童开蒙礼、国庆成人礼和重阳敬老礼。例如，成人礼选在国庆节举行，就是要体现“与共和国共成长”的主题，体现“中国梦”的共同理想。

　　临安市上田村今年年初在文化礼堂举行了新人礼，四对新人与全村村民见面、诵村规、唱村歌、向父母敬茶，作孝敬承诺。新人们还把各家的泥土和溪水融合在一起，浇灌在礼堂前的连理树下。新人们都说，这样的仪式让人很快对村子产生了亲切感，一辈子忘不掉。

　　提到新人礼，村党总支书记潘曙龙说起了几年前的一桩憾事，有一个新媳妇嫁过来没多久就要离婚。“我们村住得分散，现在不像以往，邻里走动少了，她嫁过来了我们都不认识，如果当时就有‘新人礼’，我相信他们就不会闹到离婚的地步。”

　　陈野认为，这些仪式是以对父母、家庭、族群、家乡和祖国的精神依恋、寄托和回归为基础，从中升华出民族情怀、集体意识、共同价值观等精神家园的支柱。

　　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坚说，与以往的基层文化活动最大的不同在于，文化礼堂寻求家与国、古与今、内与外的结合，注重内生性、延承性、持久性，旨在实现单纯娱乐向更高精神层面的跃升。

　　文化之魂：

　　为心灵安放提供依托

　　上田村村民的祖先是武将出身的吴越王钱镠，好武民风也有好勇斗狠的流弊。而如今，村文化礼堂组织了武术协会、书法协会，全村百姓“文武双全”。临安市委书记邵毅说，农民“身有所栖”后就要解决“心有所寄”的问题，文化礼堂是一个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公共载体，为他们提供心灵安放的依托。

　　“传统村落有市集、庙宇等固定的集会场所，是当时村民互相交流的‘精神家园’，现在的农村同样需要有‘精神家园’。”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非物质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顾希佳说。

　　湖州市吴兴区移沿村的文化礼堂今年要举办12场“幸福舞台”文艺演出，6场“幸福讲堂”讲座，20场“幸福礼堂”文明礼仪培训。村里的大学生村官朱旭峰为此忙得不亦乐乎：“老百姓来看演出听讲座前，还会在村史室里走一走，他们都说，过去的美梦，现在成真了。”

　　太湖之滨，长兴县滨湖村，夏日里的文化礼堂华灯初上，为村民开启了文化夜生活：电影开播，排舞登场，村民钱凤琴登上舞台，清唱一段越剧，引来大伙阵阵喝彩。村支书史水良说，平时大家办厂经商各忙各的，自从建了文化礼堂，大家又有了聚在一起的机会和理由。

　　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研究员认为，以往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以“近距离”为特征的，以个体化关系为依托的人际共同体，由传统道德和文化传统约束农民的行为，而市场经济已经极大地消解了这一共同体，文化礼堂则为重建共同体提供公共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