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生代农民工不想只做“候鸟”

　　记者郭东

　　成长于网络时代、能够玩转智能手机……在熙熙攘攘的农民工队伍中，出现了许多年轻的面孔，80后、90后渐成农民工主力军。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，其打工的利益诉求与父辈们单纯追求的工资待遇有了显著变化，福利、发展空间等成了他们的重要选择因素。

　　工作不称心就跳槽，“短工化”趋势明显

　　春节过后，杨海涛开始寻找新工作。“我5年里换了6份工作，相信‘人挪活树挪死’。”出生于1987年的杨海涛是威县洺州镇十里村人，5年前到天津打工，先后在天津大羽集团、LG电子等公司工作。“跳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如果称心如意谁还跳槽？”杨海涛告诉记者，许多人不断换工作的原因，除了对目前的收入不满意外，还想趁着年轻多在几个行业里干干，以便能学习更多技术。

　　出生于1988年的杨海亮，是杨海涛的弟弟。与哥哥的经历类似，杨海亮在深圳打了3年工，是一名厨师。“3年里换的饭店，我也记不太清了。”杨海亮说，因为从事的职业原因，在用工单位，无论是薪酬、技能，还是管理层级提升空间都很有限。于是，他将工资上调、职位提升的希望寄托于跳槽，频繁跳槽的结果就是让自己变成了“短工”。

　　对于企业而言，农民工“短工化”则意味着一年又一年的“招工难”。位于宁晋县的恒纺集团正为招工而发愁。总经理李计西说，准备到附近的村里招人，并准备在提高待遇上做文章，以便吸引更多的人。

　　邢台技师学院教师宋薇说，破解农民工“短工化”，需要企业提高工资待遇，更需要给予农民工系统的职业教育和培训，在培训员工上，企业要有长远眼光。

　　重工资也重软环境，更渴望扎根城市

　　“收入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干得舒心，发展机会多、发展空间大。”来自威县洺州镇十里村的江志强告诉记者，与父辈们相比，他不满足于在城市打工赚钱、回乡成家立业的传统路径。“打工的目的绝不是单一地为了挣钱养家。”江志强一边发短信一边对记者说，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丰富多元。

　　与父辈相比，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扎根城市而不只是做“候鸟”。出生于1984年的尹俊杰，元氏县赵同乡墨池村人。“大城市好，有成就感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留在北京。”尹俊杰说，2008年到北京工作，月薪达4000元。但在北京，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房，孩子上学也是大问题，许多农民工都想留在大城市，但如愿的很少。

　　一家企业负责人说，只有推进农民工“市民化”，推进农民工进入城镇落户的政策体系，在住房、医疗、子女教育、社会保障、文化生活、权益保护等方面平等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，才能从制度层面缓解“用工荒”问题。当然，农民工在大城市求发展还是要着眼长远，收入固然重要，更要紧的是学习技能、积累经验。